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简介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1949年4月30日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葡萄牙前总理,第9任联合国秘书长。

  1974年4月加入葡萄牙社会党,1994年3月当选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1995年10月,出任葡萄牙总理。2001年因社会党选举失败而引咎辞职。

  2016年10月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通过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接替潘基文,成为第9位联合国秘书长。

  2017年1月1日,古特雷斯开始正式任职,现任联合国秘书长。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1949年4月30日出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早年毕业于葡萄牙里斯本高级技术学院。1971年毕业后,古特雷斯成为一名助理教授。

  从政生涯

  1974年4月加入葡萄牙社会党。1981年到1983年,古特雷斯先生是欧洲委员会议会议员,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人口、移民和难民委员会主席。

  1992年至1999年,担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共同主持非洲委员会,随后主持发展委员会。

  1994年3月当选葡社会党总书记。

  1995年10月,古特雷斯出任葡总理,1999年蝉联总理。

  2001年12月,因社会党在葡地方选举中失败,他辞去总理职务。

  1999年11月至2005年,他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

  2000年初,他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主导通过了“里斯本议程”,共同主持了第一次欧洲联盟-非洲首脑会议。

  1991年至2002年,他任葡萄牙议会议员。

  2005年6月15日,出任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任期为3年。

  2016年,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参选联合国秘书长。

  2016年10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提名古特雷斯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取得一致。

  2016年10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向联大提名葡萄牙前总理、联合国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成为潘基文的接班人,任期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12日,联合国候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宣誓就职。

  2017年1月1日,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古特雷斯正式履新,从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手中接过“重担”。

为政举措

  难民署改革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2005年6月至2015年12月出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领导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组织之一,其在125个国家拥有近10000名工作人员。

  任职期间,他负责开展联合国难民署的深刻结构性改革,日内瓦总部的工作人员减少了20%以上,提高了难民署的成本效益和应急能力。在其任职期间,推出了以需求为准的预算编制法,因冲突和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从2005年的380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6000万人,难民署的活动量也增长三倍。古特雷斯先生任职期间,出现了几十年来一些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危机,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还有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也门的危机。

  外交活动

  古特雷斯曾分别在1998年和2004年以葡萄牙总理和社会党国际主席的身份访问过中国。2006年3月,古特雷斯就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后首次访问中国。

  加入难民署之前,古特雷斯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工作了20多年。1995年至2002年,他担任葡萄牙总理,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解决东帝汶危机的国际努力。

  党团活动

  1976年,古特雷斯先生当选为葡萄牙议会议员,任职17年。在此期间,他主持了议会经济、财政和规划委员会,随后主持了议会领土管理、市政与环境委员会。他还担任议会中自己党团的领袖。多年来,古特雷斯先生积极参与社会党国际,这是社会民主政党的世界性组织。1999年至2005年中,他曾担任社会党国际主席。此外,他还创办了葡萄牙难民理事会,以及葡萄牙消费者协会DECO,担任Centro de Ac??o Social Universitário主席,这个组织于1970多年初在里斯本贫困社区开展社会发展项目。

  古特雷斯先生是马德里俱乐部成员,这是世界各国前民选总统和总理组成的领导联盟。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清朝的奠基人

努尔哈赤简介

  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9月30日),爱新觉罗氏,出身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世家旁系,祖父觉昌安被明朝授予都指挥使,父亲塔克世为觉昌安第四子。努尔哈赤少年时曾以采人参为生,常到抚顺关马市进行贸易活动。后因父祖被明朝误杀,努尔哈赤遂以先人留下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复仇,开始了其建国称汗、征战一生之路。他先后征服了建州女真其他势力、海西女真诸部和部分野人女真部族,大体上统一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又称天命汗,建立后金,两年后誓师伐明,后金军在四年间接连攻占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等地,并迁都沈阳。由于努尔哈赤是后金的创建者、清朝的主要奠基人,所以其继承人皇太极在改号称帝后追尊其为太祖高皇帝。正因如此,努尔哈赤虽然没有亲自建立清朝,却仍有“清朝第一帝”之称。努尔哈赤也是八旗制度的创建者,他将来源于女真诸部的松散力量凝聚在八旗制度之下,产生凝聚效应。努尔哈赤还令手下大臣、学者根据蒙古字母创制文字来拼读女真语(也就是后来的满文),解决了当时女真人书面交流只能使用蒙古文或汉文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努尔哈赤善于组织、长于用兵,一生少有败绩,且常有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之战,其进兵辽东时期所采用的屠杀和奴役汉人的严酷手段给辽民带来了深重的磨难。

努尔哈赤的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hetualahoton,意为横岗。后改称兴京,今中国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塔克世的家中。努尔哈赤出生时,正值16世纪后半期,统治中国明朝虽然依然政权稳固,但已渐渐走向衰落。努尔哈赤的先人都非等闲之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开始受到明朝册封。祖父觉昌安(giocangga,明代译作叫场)、父塔克世(taksi,明代译作他失)为建州左卫指挥,母为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还有同母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和一个妹妹。

  喜塔腊氏在努尔哈赤十岁时去世,继母那拉氏为王台族女,对其很刻薄。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不得不分家生活,仅获得少量家产。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等人以挖人参、采松子、摘榛子、拾蘑菇、捡木耳等方式为生。他常至抚顺关马市与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活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习得蒙古语,对汉语也有了基本的认知。努尔哈赤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自谓有谋略。据一些史集记载,努尔哈赤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其麾下侍从。

  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队。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间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以控制局势。明朝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于万历二年(1574年)叛明被李成梁诛杀。王杲的儿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脱,回到古勒寨(今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阿台之妻是觉昌安的孙女。

遗甲起兵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塔克世进城去劝降,因战事紧急被围在寨内。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在李成梁的指挥下诱阿台开城,攻破古勒寨之后屠城,觉昌安、塔克世也未能幸免,家中只剩努尔哈赤一人幸存,从此立下复仇誓言:杀死尼堪外兰。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在败军之中,因仪表不凡,被李成梁的妻子放走。

  努尔哈赤归途中遇到额亦都等人拥戴,用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胄起兵,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他回到建州之后,派人质问明朝为什么杀害其祖父、父亲。明朝归还努尔哈赤祖、父遗体,并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努尔哈赤重新收整旧部,部众有安布禄、安费扬古父子等,加之新收部众额亦都等共有数十人。

征服建州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但是,努尔哈赤原约诺米纳率兵会攻图伦城,而诺米纳背约不赴。尼堪外兰又预知消息,携带妻子离开图伦城,逃至甲版城。努尔哈赤攻克图伦城后胜利而归。八月,努尔哈赤攻打甲板城。然而,先前背盟的萨尔浒城主诺米纳见尼堪外兰有明朝做靠山,势力较强,便偷偷地给尼堪外兰泄露了风声,尼堪外兰闻风辗转逃往抚顺附近的鹅尔浑城。努尔哈赤再度扑空,遂收尼堪外兰部众后而还。不久,诺米纳与其弟鼐喀达约同努尔哈赤会攻巴尔达城,努尔哈赤深知机会来了,便佯许盟约。战前,努尔哈赤请诺米纳先攻,米纳不从。这时,努尔哈赤便使用预定之计,轻而易举地除掉了诺米纳。

  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李岱驻守的兆佳城(今辽宁新宾下营子赵家村)发动攻击,取胜并生擒李岱。

  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对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取得胜利之后,又剑指苏克苏浒部左邻之哲陈部。努尔哈赤以披甲兵二十五、士卒五十攻打哲陈部界凡城,但因对手准备充分,努尔哈赤无所斩获。当回师至界凡南部太兰冈之时,界凡、萨尔浒、东佳、巴尔达四城之主率四百追兵赶来。玛尔墩城之战的败军之将、界凡城主讷申、巴穆尼等率先逼近,努尔哈赤单骑回马迎敌。讷申将努尔哈赤马鞭斩断,努尔哈赤回马挥刀砍中讷申后背,将其劈为两段,又回身一箭击毙巴穆尼。追兵见主帅阵亡,呆立一旁。努尔哈赤亲自殿后,用疑兵之计与其部属七人将身体隐蔽,貌似有伏兵一样仅露头盔。对方失去主帅,军心不稳,又担心有伏兵,因此不敢再追。

  四月,努尔哈赤再率绵甲兵五十、铁甲兵三十征哲陈部,途中遇界凡等五城联军八百。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努尔哈赤的五祖包朗阿之孙札亲和桑古里卸下身上的铠甲,交给别人,准备逃跑。努尔哈赤怒斥二人后,与其弟穆尔哈齐、近侍颜布禄,兀凌噶四人射杀敌军二十余人。敌军虽众,但畏于努尔哈赤一方之勇猛,士气大衰,纷纷溃逃。努尔哈赤追至吉林崖,大获全胜。

  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克鹅尔浑,尼堪外兰逃到明朝领地。努尔哈赤请求明边吏押还尼堪外兰,并将他处死。

  万历十四年(1586年),在“建州老营”的废址上建城,该城在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后被称为佛阿拉,即“旧老城”(今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再攻哲陈部山寨,杀寨主阿尔太,又派额亦都攻打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水因涨潮无法淌过,额亦都以绳将士兵相互连接,鱼贯而渡。渡河后,额亦都夜袭巴尔达城,守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额亦都则率领士兵奋勇登城。额亦都身中创伤五十多处,依然不退,最后一鼓作气攻克巴尔达城。额亦都因此战获赐“巴图鲁”勇号。随后努尔哈赤领兵攻打洞城,城主扎海投降。至此,哲陈部完全被努尔哈赤吞并。

  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苏完部长索尔果、董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部长扈尔汉率三部军民归附努尔哈赤,使其声势大震。努尔哈赤厚待来投之诸部首领,以索尔果之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将长女许配给何和礼、并收扈尔汉为养子,赐姓觉罗。后来,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与努尔哈赤刚刚起兵之时的麾下猛将额亦都、安费扬古并称“五大臣”,成为努尔哈赤政权中的中流砥柱。其后,努尔哈赤再战兆佳城,斩城主宁古亲章京。同年,努尔哈赤攻克完颜(王甲)城,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经过5年的征战,努尔哈赤相继征服建州5部。

统一女真

  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开始,努尔哈赤挥师东向,攻取鸭绿江路。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末,相继征服珠舍里路和讷殷路,将长白山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他出兵夺取东海部。由于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五年(1588年)六月正式颁定国政,自称淑勒贝勒之后,就引起海西女真的不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当努尔哈赤率兵东向,征讨长白山各部的时候,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卜寨联合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9部向建州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败9部联军,阵斩卜寨,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由于海西势力强大,难以迅速征服,努尔哈赤遂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与明廷深示臣服,与朝鲜、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时,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努尔哈赤送回布占泰,支持布占泰为乌拉首领,又娶其妹为妻。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又与叶赫首领布杨古、锦台失联姻,椎牛刑马为盟,逐步孤立了哈达部和辉发部。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哈达部,擒杀猛格孛罗。同年,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文字而为满语配上了字母。

  海西女真的削弱,使努尔哈赤得以全力进攻东海部。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连续进兵东海,相继征服渥集部的瑚叶路、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雅兰、乌尔古宸、木伦、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东海库尔喀部亦纷纷归附。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去北京向明朝朝贡。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到赫图阿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悠城主策穆特黑前来拜见努尔哈赤,述说其部在投奔乌拉后,屡次遭到布占泰的羞辱,希望可以归附建州。于是,努尔哈赤命令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三员大将率三千兵马即刻赶至蜚悠城收服部众。布占泰闻讯后,派其叔博克多率军一万余兵马前往截击。舒尔哈齐因与布占泰之姻亲关系,同部将常书、纳齐布止步于山上,按兵观望。当时大雪纷飞,扈尔汉、扬古利分兵保护投奔之部民后,率二百兵与乌拉军先锋在乌碣岩展开激战。随后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从两翼夹击,乌拉军大败,代善阵斩乌拉主将博克多父子,副将常柱父子和胡里布兵败被俘。此役,建州军斩杀乌拉军三千余众,得马匹五千余、甲三千余,获得大胜。乌碣岩之战进一步地削弱了乌拉的实力,而且也打通了建州通往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之路,对后来招抚野人女真起到了作用。

  不久,褚英、代善等率五千兵再克乌拉之宜罕山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布占泰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率兵攻打建州所属的虎尔哈路。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率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亲征乌拉,建州兵沿乌拉河南下,连克河西六城后,兵临乌拉城下。努尔哈赤命令建州军攻乌拉城北门,焚其粮,毁其城门。布占泰见势不妙,再度乞和。他乘独木舟至乌拉河中游向努尔哈赤叩首请罪、请求宽恕。努尔哈赤在痛斥布占泰的种种罪状后撤军返回建州。努尔哈赤返回后,布占泰将怒火转移到了其两位妻子,努尔哈赤之女穆库什和努尔哈赤侄女额实泰等身上。布占泰曾以箭射向穆库什,随后又将她们囚禁。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以背盟、囚妻、送人质于叶赫等理由,率代善、侄阿敏、大将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等三万大军再征乌拉。建州军势如破竹,连下三城。对布占泰不满的贵族、乌拉孤立无援之部民均望风而降。布占泰率军三万驻守伏尔哈城,决定努尔哈赤决战。双方厮杀,乌拉大败,兵马十损六七。建州军一鼓作气直奔乌拉城,布占泰令次子达拉穆率兵防守。这时安费扬古一面用云梯攻城、一面命士兵拿出准备好的土包抛向乌拉城下,不久即与城墙高度平齐,建州军登城而入。努尔哈赤坐在西门城楼上,两旁竖起建州旗帜。布占泰大势已去,麾下之兵已不满百,见到建州旗帜夺路而逃。途中又被代善截击,布占泰仅以身免,单骑投叶赫而去。建州攻占乌拉城,乌拉灭亡。努尔哈赤在乌拉停留十天,将包括布占泰诸子在内的众乌拉降民编成万户一同带回建州。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在吞并哈达、辉发的基础上再灭乌拉,乌拉贝勒布占泰单骑脱逃至叶赫。努尔哈赤三次向叶赫索要布占泰,均遭到拒绝。九月,努尔哈赤率领四万大军攻打叶赫。建州军连克吉当阿、兀苏、呀哈、黑儿苏等大小城寨十九座,直逼叶赫东西二城。叶赫遂向明朝求援,明朝派游击马时楠、周大歧领兵千人带火器进驻叶赫。努尔哈赤见叶赫有备,于是焚其庐舍,携带降民返回建州。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叶赫布扬古贝勒把东哥许配给蒙古暖免的儿子蟒古儿大,并捕捉建州6人。七月,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与蒙古成婚之机,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准备一举荡平叶赫,由于明廷的再次干涉,努尔哈赤只好暂时息兵。

建元称汗

  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努尔哈赤的名号亦逐步从“聪睿贝勒”发展至“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再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再到喀尔喀蒙古上尊号“昆都伦汗”。而明朝对努尔哈赤的野心浑然不查,甚至在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前一年,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其“唯命是从”。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生死决战

  天命三年(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同时率步骑2万向明朝发起进攻。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等地接连失陷,让明神宗感到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援军虽大部到达沈阳地区,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

  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进攻叶赫部,得到二十多个寨子。听说有明朝的军队来了,这才回去。明朝的杨镐派遣使者去后金商议罢兵,努尔哈赤回覆书信拒绝。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8万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万多人,共约10万,号称20万(一说47万)。明神宗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

  努尔哈赤在攻破抚顺、清河之后,鉴于同明军交战路途遥远,需要在与明辽东都司交界处设一前进基地,以备牧马歇兵,于是在吉林崖(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加强防御设施,派兵守卫,以扼制明军西来之路。

  四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企图即为后金侦知。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十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明朝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努尔哈赤接到奏报以后,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五百兵马迟滞刘綎,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三月初一,杜松军突出冒进,已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六旗兵四万五千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明西路军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即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去尚间崖方向迎击马林军,明北路军除主将马林率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覆没。正在路上准备支援潘宗颜部的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听闻明军大败,大惊,撤回叶赫。

  刘綎所率的南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明南路军。三月初三,为全歼南路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初四,明军东路刘铤军从宽奠出发时,后金东边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刘铤率军一路上攻占山寨,将瘸子、瞎子等不能动的人杀死,一路向前进军。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在三月初五,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来投降,后金设宴款待他们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并且修书给朝鲜国主光海君。

  之后,努尔哈赤智取开原和铁岭,使明朝在辽东地区失去了御守后金西去的屏蔽。经过数次大战,使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叶赫部由此势成孤立。同年八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困叶赫部东西2城,一举攻克,杀叶赫首领金台石、布扬古,消灭叶赫部。

攻陷辽沈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

  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市)。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四十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在统治辽东期间,多次在征战中进行血腥杀戮。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明朝守将袁崇焕以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败之,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回师盛京。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

遗恨宁远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七月二十三日前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病势转危,遂决定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八月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病死于叆(ài)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终年六十八岁。努尔哈赤葬于沈阳福陵(今沈阳东陵),庙号“太祖”。

努尔哈赤的民族社会改革

  作为清王朝的奠基人,他所强制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通过人口迁移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

  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将一部分户口纳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员统领,一部分汉民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汉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汉人户口是被编入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的原则,除了俘虏作满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还被编为民户,有一部分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令:“把在抚西获得的尼堪们给各自的贝勒、各自的额真考察后,可以任命领催人。把辽东(指辽阳)获得的养猪的尼堪、绣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库(汉语:管领下食口粮人)牛录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贝勒庄合住的尼堪,给牛录的人。牛录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数内”。“领催”是牛录属下的低级官员,一般每牛录下设五个领催人。显然那些抚顺最先归降的汉人,以及和八贝勒庄合住的汉人的户口,无疑是编入八旗的。辽阳归降的汉人养猪、绣匠这些“有用的”即有技艺特长的汉人也是被编入八旗的。当时在盖州沿海一带还有“八旗煮盐的尼堪”,大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被编入八旗的。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户中的“有粮的人”,一部分隶于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汉官进行管理,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努尔哈赤采取了收捕和屠杀的政策。

  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对去盖州、威宁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五牛录额真说:“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那些被收捕的没粮的穷人,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屠杀了。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后来也都作了满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他们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满族社会的最低层。

  对于那些强制隶入八旗的汉人,尽管他们的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入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户口编入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命“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那城管辖下的地方的人,无论什么消息,都要听从任命的官员,兵仅服从该管的额真”。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现在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汉人民户,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尽管如此,但辽东的广大汉人和满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员的统领之下,同一个政令,努尔哈赤政治体制一体化的目的是达到了。

  其三,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政策。努尔哈赤在1621年进入辽东地区以后,颁布了“计丁授田”,实行“按丁编庄”,这是对女真社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满汉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步骤。

  努尔哈赤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据明朝辽东地区的屯田制,在女真社会中,局部地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土地上垦荒耕种,以收获的粮食储于官仓,以备食用。这种牛录屯田制是带有封建农奴制性质的。这说明在进入辽沈以前,女真奴隶制中已经出现了封建社会的因素。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人千余户。如何处理这些封建制度下的汉人民户对于处在两种生产方式岔道口的努尔哈赤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选择。努尔哈赤采取了明智的抉择,没有按照惯例,把他们降作阿哈(奴隶),而是“命安插抚顺所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妇毋令失所,……并全给以田庐、牛马、衣粮、畜产、器皿,仍旧明制设大小官属”。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设置官属,令汉民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原来辽沈地区的封建制生产方式。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按丁编庄”,都是八旗各级统治者占有土地,而作为劳动者的满汉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们向各级统治者缴纳租税,负担徭役。满汉人丁与八旗各级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像奴隶那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与以往那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再就产品的分配形式来说,满汉丁户,已经有自己经营和支配的份地,对于国家和各级统治者,他们奉献出劳役地租。因此,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形式,还是从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制度,都发生了与原来根本不同的变革。即基本采取了原来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变革是很不彻底的。在这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隶制的残余。但不管怎样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本来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活的满汉人民,基本上统一到同一个生产方式之下,同步前进。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基本上实现了。

  其四,语言习俗方面的一体化。语言是人类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满汉人民同居共室,没有共同语言是不行的。满人是征服者,满族是统治民族。所以满族统治者把满语作为主要语言(称为国语),强制在汉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汉人的存在,数量众多的汉人仍旧使用汉语,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汉语经过几千年的提炼,语汇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语,都依从汉语。甚至满族人之间互相交往,亦有用汉语的。所以汉语在当时并不是禁用的语言。特别是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学习汉语。努尔哈赤本人,就熟谙汉语,而且十分注重学习汉语。所以尽管满语是强制推行于满汉之间的主要语言,但汉语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语言。两种语言并行不悖,促进了满汉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渗透。

  其次,强制剃发(即男子剃去周围头发,顶上留发结辫垂在脑后),是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习俗方面的又一一体化措施。努尔哈赤攻城掠地之后的第一项政令,就是剃发留辫。事实上剃发在当时已超出了一般的习俗范围,而是作为一条拥护还是反对后金统治的政治标准。这项有损汉民族尊严的措施,曾经引起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这是努尔哈赤的失策之处。但是,它毕竟用强烈地手段使满汉民族在主要习俗上趋向一体化。

  再就是婚姻关系方面。在征服辽东的战争中,努尔哈赤为了笼络汉人降将,曾将自己的孙女(其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降附的明辽东抚顺守将李永芳,号称李驸马。后又以宗族女,嫁与李率泰。也曾以宗族女嫁与因密报军机而立功的抚顺商人佟养性,称佟为“石乌礼额驸”。在进入辽沈以后的几年中,满汉民间通婚情况,史乘几无记载。但是既然在后金建国后,并不禁止满汉通婚,因此在两个统治集团,在低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都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进入辽沈以前,女真人入边,掳掠汉人与之通婚,屡见不鲜。而进入辽沈以后,满汉人民同居共室,又怎么能骤然终止通婚呢?再说,我们在主要史籍中,尚未发现入关前有限制满汉通婚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除了上述的满汉之间通婚事例外,满汉民族间互相通婚应该说是不乏其人的。

  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渗透,巩固了辽沈这块根据地。这对于后来皇太极占据整个辽东,以至最后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努尔哈赤的管理权威观

  清太祖努尔哈赤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个统帅,他最大的威胁,不是战场上对面的敌人,而是身后的将领和千军万马”。诚哉斯言。这正是作为管理者的经理人需要仔细咀嚼并吸取的至理名言。在管理实践中,与“权”有关的事物几乎处处存在,以至于有很多人误认为管理就是用权。将管理的重心放在“管”字上,其实,这是肤浅和过于表面化的理解。

  “管”与权力密不可分。西方管理注重授权,强调岗位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范围。而东方传统管理也讲“名不正而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说,没有被安排在某个管理岗位、授予相应权限就不便于行使管理职能。可见,东西方在管理授权上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换言之,授权是管理的必要条件。但是,管理授权并非是能行使好管理职能的充分条件。当你被授予权限时,你成为一个管理者,你有“权”,但并不表示你拥有“权威”,你可以依据授权从事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但能否影响你所辖团队达致目标,也就是领导职能,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努尔哈赤不需要担心他的权力不够大,正相反,他应该担心自己的权力太大了,担心已最大化了的权力没有带给他最大化的权威,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权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权威就像是权力的边际产品,管理者应该期望的是,如何才能使这种边际产品的收益递增而非停滞甚至递减。而滥用权力的最糟糕结果正是导致权威这种边际产品收益递减。与一般经济产品不同的是,权利产品的边际收益并不必然是递减,关键在于管理者如何运用,得当则应该是递增的。

努尔哈赤的战略思想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此时,大清(后金)战略思想尚未萌芽;只是借助明廷的声威,统一女真各部;对朝鲜总体上采取的是防御战略。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至天启五年(1625年)间,后金从佛阿拉、赫图阿拉、界藩、萨尔浒、辽阳、沈阳;“凡五迁乃定都焉”。努尔哈赤初期得以发展之背景源于朝鲜壬辰抗倭战争。李氏朝鲜政权建立之后,长期以来,与明朝政权保持着宗主、藩属关系。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朝,朝鲜国“荡然一空”。及至明廷出兵援朝,才使之免于灭国、灭种;因此,两国关系十分密切。但明朝出兵朝鲜,却给了努尔哈赤以有利时机。这一时期,正是后金崛起之时。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大战,努尔哈赤战胜了九部联军,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七月,朝鲜官员曾咨文称:努尔哈赤在“建州鞑子之中,浸浸有强大之势,今已十余年矣”。此时,努尔哈赤已具备征服朝鲜的实力;是年九月,朝鲜官员金应南报告称:“此胡”(努尔哈赤)“拥兵十万,治练有素,其桀骜雄强,中国之所畏也”。若“率其部落”,“冲犯我界,则区区一带之水,已失其险,长驱直捣之患,安保其必无乎!”但其时努尔哈赤并没有发动征朝战争,原因是当时朝鲜采取了与后金修好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在客观上帮助了努尔哈赤发展壮大。李朝第十五代国王李珲因是宣祖次子即位,故明廷以“嫡庶”之分不予册封;后经朝鲜使臣多次赴明,并贿赂明朝官员,终于在明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得到明廷的册封。面对后金、明朝政局的变化及朝鲜的处境;也由于李珲对明廷在其册封问题上的迟疑,使他产生不满,因此,在对明、后金关系上,他没有继续实行壬辰抗倭以来“事明反虏”的政策,而对明与后金,采取了“事大与交邻”并行的双边外交。

  努尔哈赤兴起时期,蒙古人是一大威胁,特别是有些蒙古部落与明朝联合起来对付后金,更引起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皇太极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据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剿抚并用、以抚为主、以和为主的对蒙策略。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曾与后金为敌,但被努尔哈赤打败,并通过迎娶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女联姻,结成同盟。后来明安贝勒等干脆率部归附后金,成为后来蒙古八旗的前身。漠南蒙古还有喀尔喀五部。努尔哈赤通过利用他们五部间的矛盾、重赏归附者及联姻等手段,终于使喀尔喀五部从联明抗金,转变为联金抗明。

  天命四年(1619年)十一月,后金与喀尔喀五部对天盟誓。

  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曾称:“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萌发了进取中原的念头。

  天命八年(1623年),李珲被政敌罢黜退位;此后一个时期,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也发生扭转。无论是辽阳的汉族居民的反抗,还是朝鲜的亲明政策;都使努尔哈赤感觉到东京地区很不安全。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从辽阳迁都沈阳。由于东京城新修筑不久,城内宫殿刚刚修完,八旗官兵的住房尚未齐备,因此,迁都计划遭到八旗诸王的反对。努尔哈赤对他们进行动员时强调指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有了攻明、攻朝、攻蒙的大清(后金)战略的萌芽思想:只是谁先谁后尚未确定,也没有明确提出,要推翻明朝,统一全国的大清战略。努尔哈赤攻占辽沈、迁都盛京,为大清(后金)战略形成的萌芽时期。后金初期战略思想与大清后期战略,不仅有时间上的差异,而且有本质的区别:而战争的发展,对大清战略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区别点,就是后者明确提出推翻明朝,统一全国的思想。

  综上所述,大清(后金)战略萌芽于努尔哈赤时期,即后金初期的军事战略的形成。努尔哈赤建都赫图阿拉、以七大恨伐明、迁都界藩、萨尔浒,进而攻占辽沈、迁都东京、盛京。界凡、萨尔浒二都城在清前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满族在皇太极时期确定进军中原、占领明朝统治中枢的大清战略,最后由多尔衮成功实施。大清(后金)战略的萌芽、演变和形成过程,也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形成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的过程。其精神实质就是不断进取的精神。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多尔衮。他们在制定军事战略的时候,虽间有小变,但总体的主流思想都体现了这一重要特点。从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到统一女真、五迁都城(费阿拉、赫图阿拉、界藩、萨尔浒、兴京、盛京);从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统一漠南蒙古,到为免除后顾之忧而臣服当时明朝附属国朝鲜、西进攻明;再到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及至挺进中原、统一全国;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个过程也正是大清(后金)战略萌芽、形成、演变和实施的过程。清军统一东北及至统治全国之际,主要面临明军、蒙军和朝军三大敌方势力的复杂局势;但由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冷静观察、准确判断、并及时作出大清(后金)的战略调整;使清军始终保持了战略的主动地位。

黄宗羲

黄宗羲

黄宗羲

黄宗羲简介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周至李顒、直隶容城孙奇峰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黄宗羲的生平

  其父黄尊素登万历年间进士第,亦为东林党人。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明熹宗天启中),受阉党所害。

  明思宗即位,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审讯时,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党人李实之时,又以锥刺李实。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尝叹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曾参加抗清活动,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

  明亡,屡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讲学。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应博学鸿儒试,均遭黄拒绝。康熙帝于是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著作。后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尽管如此,黄晚年并未拒绝与满清官员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科举考试,在文章里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对于康熙也偶有赞美之辞。同为抗清志士的吕留良等人一度怀疑黄已经变节。他的妥协使得其作品得以避开满清文字狱,流传后世。

  黄坚守了终身不仕,临死时没用棺木,只在身下放了块青石板,表达了肉身“速朽”的意愿,追思了其晚年以个人品质换明朝文化的流传的妥协。

黄宗羲的税制思想

  黄宗羲提出历代税制改革有三大害,即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其中积累莫返之害是最为主要的,意味着每一次改革和简化税制,税负就会加重一次,层层积累,形成无法挽回的恶性循环。因此笔者认为,封建社会某些政治家在某个时段的税制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苛捐杂税 立法主体的法定和位阶的提高,稳定的税种和税目.计税依据的具体性和法定性,税收优惠的确定性,纳税期限的明确性等税收要素的明确、稳定、并被社会广泛知晓才是体现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前提。以明朝著名的“一条鞭法”为例,改革统一了役法.将原来的赋、役合并征收,表面上看似简化了原先税制,百姓税负得以变轻,实际上则不然。随着“一条鞭法”不断推进,其弊端也不断暴露,额外的加征如火耗等令百姓税负额外增多,实则是变相加派。所税非所出指农民粮食生产之后以货币形式交税,中间还要受到商人的剥削。田土无等第指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在这种不分等级的土地税制下,扼杀的是贫等土地开垦的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了优等土地闲置的现象。

  黄宗羲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税制改革的真实面目。即每次变革都不过是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工具,不能根本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税制改革若不从税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出发,确立税法的至高权威。则偶然性的某次变革不能称为是法治社会的进步。进入21世纪法治社会的今天,税制的变革必须依法进行,围绕着税法基本构成要素,以人为本,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

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在人的知识来源的问题上,黄宗羲虽然存在着“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穷理”即“穷心”的王学思想残余,但其基本的方面则是主张躬行实践,力学致知。获取知识是人生立本之要义,也是教学的最基本的原则。黄宗羲认为教育的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能“立功建业”、“纬天经地”的治国之才,为此,致知是成才的必然途径,一切教学也就应当围绕致知而进行。他说:“(有人)生之非不贵重矣,乃不能积之以至亿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终成其为一人之人。”在黄宗羲看来,许多人并非具备与生俱来的良好的素质,只是因为缺乏自我的知识积累。因此他主张广泛地读书,以求知识广博,并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达到成才的目的。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生勤奋好学,并且老而弥坚。其弟子李杲堂在《奉答犁洲先生》中就说道:“先生年逾六十,尚嗜学不止,每寒意拥温被,以双足置土炉上,余膏荧荧,执一卷危坐,暑月则以麻帷蔽体,置小灯帷外,翻书隔光,每至丙夜。直至年逾八旬,仍终日手不释卷。”黄宗羲自己好学如此,正是他主张力学致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黄宗羲在《孟子师说?曹交章》中说道:“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此孟子继往圣开后学一大节目。徐行尧服,人人能之,即人人可以为尧舜也,只在著察之间耳。后之儒者,将圣人看得烦难,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穷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见端倪,遂使千年之远,亿兆人之众,圣人绝响。”又说:“人人可以认取圣脉,后来近溪只求人所行所习,当下指点出著察一路,真觉人人去圣不远。”黄宗羲在教学实践中,对那种脱离社会现实,一惟空谈之心性的“静坐参悟一类工夫”,表示极为反感,他曾明确指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日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于适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危难则非也,岂真儒哉?”在他看来,学习最终是为了应用,若只是讲究个人“一身之行为”,而在“国家之急难”时刻无能为力,绝非真正的士人,要成为一个“真儒”,就必须将“学道”与“事功”紧密结合,既有学问,也会应用。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黄宗羲在实践致知的教学原则时,既重视读书活动,也十分注重于实践中学习各种本领,即实际才能的培养。黄宗羲提出这一思想是为了改变晚明士大夫在谴责天崩地解之变的情况下,不思为国家分忧解难,依然故我地逍遥自在,醉生梦死,“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的社会状况。他提出要从教育入手,要解决教学中抱残守阙、脱离实际的问题,要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对所学的东西能结合实际,融会贯通,“敛于身心之际,不塞其自然流行之体,则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重之为传注,皆经术也”。力主文以载道,经世实用,反对做两脚书橱,一介腐儒。

  黄宗羲针对时弊,提出的“学贵适用”的原则,既批判了鄙视经世才能,不关心社会变革的空疏学风,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市民与工商业者在历史变动时期对于教学的期望与要求,其时代意义是明显的,而这种强调经世实用、培养应务才能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教学观念至今仍有价值及意义。黄宗羲认为学生能够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是多读书,广泛地读书,形成渊博的学识,所以他主张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因循守旧。信奉一家之言,道:“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强调“申之以己意”,否定“墨守一先生之言。”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画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对于独创之精神,黄宗羲一贯推崇,对其弟子陈葵献,他大家赞赏。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各种学说加以全面了解比较,予以汲纳,消化理解,独立思考而后使自己的领悟具有创造性。黄宗羲学贵独创的教学原则,不仅表现于教育者的教学过程,还体现于学者的学习过程以及对学习内容的舍取之上,其中“发先儒之未发”,注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观点在现在仍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提出要对所学习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然而思考离不开在求学过程中善于提出各种怀疑。所以,黄宗羲又强调“能疑”。他把怀疑视为是“觉悟之机”,在《南雷学案答董吴仲论学书》中,明确指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从而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胆提问,当他的弟子对其老师刘宗周的学说存在疑问并撰写文章请教时,黄宗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持这类质疑的人是“真善读书者也。”“疑者,觉悟之机,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有的人不怀疑而轻以相信,并非是真信,只是因为不善于提出怀疑。黄宗羲强调怀疑在治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善于提出怀疑的人,才能引起深思,才会有所创见,这是符合学习的基本规律的,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哲学上所说的,人们的认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由怀疑到释疑再到怀疑的发展过程。质疑式的教学方法与教育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要造就日后对民族、国家有用的人才,在平日的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忽视质疑的重要性。

  黄宗羲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发挥群体的积极作用。因此,讨论辩难是他在讲学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根据他的高徒李邺嗣在《送万充宗授经西陵序》中称,他们的学习方法通常是众弟子们“先从黄先生所授学说经诸书,各研其义,然后集讲”,每月两集,有疑问或不解之处, 先生来宁波后,再“从执经问焉。”也就是说,这种教学方法包括自修、集讲、问难三个阶段,提倡独立思考,注重集体讨论,最后由老师解释疑惑。这样不仅学习氛围张驰有致,而且由于解释是在各人都认真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讨论时又畅所欲言,所以经常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火花,“发先儒之所未发者,尝十之而三焉”

  黄宗羲的的这种研究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为浙东造就了一批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方面的人才,值得一提的是,也为近代以来高校文史专业的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提供了借鉴,有着良好的效果。学习单靠自己的质疑,没有师生、学生之间的“辩难”切磋,见解是很局限的,而“辩难”恰恰是学生创造能力得以表现的机会。正因为如此,黄宗羲非常重视学习中的讨论辩难,他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注意发挥师生群体的积极作用。黄宗羲在《孟子师说?题辞》中说道:“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这是他在教学方法上注重辩难的思想基础。教学者与学习者济济一堂,相互探讨,而且十分热烈,出现“一义未安,迭互锋起”的现象,导致讲经会产生成果,在学问上“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为先儒之所未廓者。”

  黄宗羲在他的讲学实践中,始终以辩难为其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展开自由式的讨论,并在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之际寻求学问的真谛,学生们在这样一种较为自由、活泼的学习气氛中,在教师的指导下,相互质疑问难,切磋讨论,就容易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探索对人生、社会的正确把握,以至有所发见,有所创新,发“先儒之所未廓”并于其中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物。因此,可以说这一教学方法仍是现代教学过程内值得借鉴的。

  黄宗羲在坚持自己一贯倡导的为学者当要穷经兼读史和经世致用的主张,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他认为通经是第一位的,“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

  明清之际,学风浮躁,教学内容固化不变,黄宗羲以其思想家的无所畏惧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才识,全面否定了明清之际以官方哲学——宋明理学为教学和考试为主要内容的陈腐体系,提出了崭新的教程方案,表明了鲜明的战斗性和科学性。黄宗羲批判了理学家的信徒们认为善于理财者“聚敛”,有军事才能者为“粗材”,关注时政者为“俗吏”,长于读书写文章者为“玩物丧志”等迂腐的谬论,提出了自己的新教程蓝图:除将经、史、子、集列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外,同时倡议:学校必须开设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课程,“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黄宗羲提倡的教学内容与当时传统僵化的教材模式不同,而是要求学习者在掌握作为古代士人必须熟知的经史典籍外,还应该广泛地学习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黄宗羲从其经世致用的教育观念出发,在教学内容上力主多读书,以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所读之书既要包括各类经籍,也应“取代近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竭力将基础知识与应用性知识结合在一起,共同充实于能培养人才的教学内容之中。他还强调:学习理工医农专门技艺的儒生,和学习五经的儒生晋升机会一样;“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对确有发明者,格外奖励,破格录用。他主张的教学内容,从总体上看分为两大类,即由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文化类学科和由天文、地理、数学、乐律等组成的自然类学科。他把经史之学当成教学的基本内容,是由于经史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因此也对时风中“不以六经为根抵”惟“袭语录之糟粕”的积弊起到了抗衡作用。他还因为出于培养造就“建功立业”治国人才的需要,除开设经史子集外,还设置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课程,并贯穿于他的讲学过程之中。他所讲授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于时代科技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既是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继承于弘扬,也吸纳了某些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思想。他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科学思想,并作为自身讲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宗羲提倡的教学内容,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时代的最高水平。

  黄宗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师职业有特殊的感情,对教师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以外,还必须从事清议。他指出,太学祭酒在讲学时,应该议论朝政,若“政有缺失”,则“直言无讳”。他关于教师议政的思想,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传统教师职责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他还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必须端正,“无占清议”。为人师表,他对师之道也十分讲求,并注意身体厉行。他说“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矣”。他认为师道的不传,一方面与科举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有为师者自身的原故,因此,为人师表者要坚持不断地反省自己做得如何。平时不但要注意充实自己的学问,使前来就教者能从自己这里受益释惑,而且即使有为师之实,也要效法古人避师之。如果忽视了上述任务,有淫词未毁,“故入其道,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尽管有些具体内容未必尽妥,但其方向是明确的。